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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过几天我们学校还在的话,我就去参加你们的研讨会。”去年,一位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在接到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城市生活适应性研究”课题组的邀请时,无奈地这样回答。
2006年8月9日,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通知称,本市将对239所未经批准自办的、专门接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又称非法民工子弟学校)予以分流、规范或取缔,取缔学校前须把在校生安排到其他学校就读。
此后,许多民办打工子弟学校陆续接到了停办通知。
刚开始,就连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都觉得不理解:“人家拿出钱来做好事、办教育,可结果却是这样,二话不说就给取缔了,也怪可怜的。”可自打看到了“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城市生活适应性研究”的调查结果,孙宏艳的态度就悄悄发生了改变。在这项由孙云晓研究员担任组长的课题研究中,通过对北京市2395名中小学生(其中包括1650名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进行的调查发现,不同类型的打工子弟学校对孩子发展的影响差异显著,“公立和公办的学校,要远远好于民办的和未注册的学校”,公立和公办学校里的孩子更能适应城市的学习、生活,与城里同学的交往也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课题组发现,在某些公立学校中,确实存在借读生的考试成绩不计入教师考评的情况,这使得一些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受到与城里同学不一样的待遇。调查中,11.5%的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觉得“我在班上很孤立”,还有16.1%的人表示“不能确定”。
从总体上看,无论是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还是城市少年儿童,他们的交往大多集中在“身份”比较一致的同学之间,形成两个显而易见的“圈子”。研究人员发现,孩子们这种“身份意识”很大程度上来自家长。调查发现,分别有7.6%的进城务工人员和10.0%的城市父母,不希望孩子与自己“圈子”之外的同龄人交往。
据北京市教育部门最新统计,目前已有400万农民工进入北京地区谋生,随父母进京的学龄少年儿童已达37万人,这一数字在未来十年将进一步扩大。
孙云晓说,现在一些务工人员担心孩子受歧视,遭城里人白眼,不想再让孩子过早地承受心理压力;还有一些城市人,把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当成“包袱”,能甩掉尽量甩掉,实在不行就躲得远远的,不让孩子和他们交往,甚至不惜费尽周折也要给孩子转学。他认为,“我们的目的应该是走向融合,而不是走向分离。”
调查表明,“流动的花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适应性差:36.7%的人回避与他人交往,66.8%的人曾经感到害怕、紧张、担心,超过两成的人想转学。
与此同时,农民工子女在身份认同问题上的矛盾显得更为突出:他们当中,88.2%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北京人,11.2%的人觉得自己“既不是北京人,也不是老家那里的人”。孙宏艳提到,在课题组进行的访谈中也发现了“双重边缘人”现象——虽然很多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城市生活了很久,已经相当熟悉城市生活,但问到他是哪里人,很多孩子都还认为自己是“农村人”、“外地人”,有的甚至犹豫着表示“说不清楚”,还有些孩子从小在北京长大,谈话中却一口一个“我们农村人”。(记者方奕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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