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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13 15: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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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谁的公益?
第一次感觉离死亡如此之近
那次,从书桌旁的座位上站起,走出几步后,身体突然变的冰冷,全身开始不停地剧烈抖动,连同胸腔里的每一个器官,都在猛烈地颤抖。我已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剧烈的抖动还在累积着,加剧着。我意识到不对劲,赶快往洗手间跑,打开淋浴的热水,用热水笼罩那不停抖动的身体……颤抖停止了加剧,但依然没有要停下来的样子,直到十几分钟后,才稍微有所缓解,但我的身体离不开热水半步。当我侧身去拿洗发液的那一瞬间,抖动又突然变得异常剧烈。我只好就这样一直呆在热水中颤抖,直到半个小时后,储蓄的热水差不多用尽,水开始变凉,我才不得不准备开始擦干身体。我只能慢慢地从上往下擦,同时慢慢地把热水淋浴的位置往下移,这样身体的抖动才不会那么强烈。
从洗手间到卧室的路,其实也就几米的距离,但身体的颤抖已又变得异常剧烈。我奋力把空调的温度打到最高,然后冲到床边,把床上杂乱的书往地上一扫,像抓救命稻草般地用被子将自己裹了起来。整个身体和心脏还在被子里不停剧烈地抖动……大概十分钟后,抖动慢慢地缓下来,慢慢地感觉身体发出一种炽热,全身开始冒汗,就这样慢慢地我睡着了,大概睡了两三个小时,醒来后是凌晨4点多。身上的衣服就如被大雨淋过一般。起来后重新冲了一个澡,继续打开电脑,在床上完成了《理想有情》创刊3周年特辑最后的一些上传工作。
这已是连续的第三个通宵了,每天就在上午时分睡了几个小时。其实以前在上海时也有更疯狂地连续几天的通宵达旦地工作,但由于现在身体已不如从前,或许才会有上面写到的那一幕吧。当时《理想有情》已经晚于了预定上线的时间,而杂志团队中只有我一个人负责技术制作,为了能使杂志尽快上线,我觉得自己不得不连续通宵来完成。
公益到底是谁的公益?
由于这份杂志也是我个人理想的一种承载,所以我从未对自己的付出感觉不值。但当我在被窝里抖动的时候,我突然想:公益到底是谁的公益?
如果公益意味着大家共同受益,那么,如果公益实施人本身的身体健康、生活状态甚或人身安全因此而受到伤害的话,这还能叫公益吗?如何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让公益真正达到一种双赢的局面呢?
湖北爱心社的“葭颦”最近在帖子《留一抹光给风雨中的跋涉者》中写道,她所熟识的几个地方的核心志愿者都撑得极其艰苦:
“荆门义工助学部的‘相逢知己’,每个月工资不过几百块,他数年来却坚持每个月拿出一半工资资助贫困生,生活非常拮据。那里的助学工作几乎是完全靠相逢知己一个人在支撑,其他志愿者抽空协助。”
“石首爱心社那边的志愿者大多数在外地,在石首本地的助学工作也基本是靠‘孤独浪子’一个人在做:走访、整理资料、公布上报资料、回访、核查……”
“甘肃的‘林子’,除了坚持做西部山区的助学,还长年募集衣物送到山区去。局外人不懂志愿者募集运送衣服有多艰难,林子这几年全部是自己掏腰包付运费。”
“仙桃的‘风雨兼程’大哥是湖北爱心社第一批志愿者,他是仙桃志愿者的核心成员。和我一样,本着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坚持做下去的想法,他每年都在坚持做助学、献血、扶贫等工作。风雨大哥自己很节省,每次走访,他都是在休息日抽空骑着摩托从早奔波到晚。”
这种现状并不难理解,一方面制度限制了民间组织的职业化发展,当前执政党还未放开对民间组织的注册和活动管理,这样即便一个组织有足够的资金去聘请全职工作人员,设定专门的办公场所,举办各类宣传和筹资活动,也可能限于制度的缘故很难迈出这一步,于是只能靠该组织富有精力和热心之人通过业余时间来管理;另一方面,大多新生的民间组织也很难筹集或申请到专业化运作所需要的资金。社会民众对于民间公益组织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更不要说参与了。公益没有形成一种社会风气,与之相配套的各类私人基金会也寥寥无几。于是很多公益组织的发起人或主要负责人就得付出远远超过常态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去维持这个公益组织的运转,这势必会影响到他们本身的家庭、学业或工作。
虽然社会体制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但一个民间机构的成长也同时取决于很多其它因素,所以也有一些公益机构能够在规模或者执行力方面发展的相对好一些,但对于大多数的公益组织而言,这是很困难的,凭着发起人最初的激情,一个人当几个人用,才能使这个组织维持下去。即使在团队慢慢发展起来之后,发起人依然承担着过于核心的角色,并不是说他(她)做的是最核心的事情,而是他什么都得去做,去考虑。没有了他,或者一旦他失去了激情,这个组织就无法持续下去。
在社会大环境不会立马改变的情况下,公益实施人本身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呢?希望通过与各个公益组织负责人的交流和探讨,找到一些可能解。同时鉴于中国的特殊政治环境,也会简短探讨如何在中国开展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公益活动,如何才能既做该做之事,又尽可能保障公益实施人的人身安全。
风雨兼程,湖北爱心社 快乐做公益
风雨兼程在回复葭颦的帖子中写到:“总的来说,做公益,肯定要牺牲和付出。时间,精力,钱,这都是必不可少的付出。因此,很早我就要思考,要慢慢发展,慢慢影响其他人参与,并且要发展核心成员。”
“我们一直主张,要量力而行,实事求是,能做多少做多少,不能过于好高骛远,也不能追求一定要达到什么目标。”
“做公益的同时,必须保障本人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基本不受影响。如果因此而影响家庭或工作,则宜暂停公益。待时机成熟时,再做也不错。不宜过于疲惫,也不宜过于靠自己一个人来捐钱。因为一个人的钱必竟是很有限的,即使全部捐光,也不能起到太多作用。慈善主要的是心。同时慈善和公益更主要的作用也在于影响更多人参与。这一点,可能比一个人奉献再多,还显得重要。”
“曾经和兵哥哥交流过,受益良多。他说:要快乐做公益。这一句话很重要。如果我们义工,自己过得都不快乐,则做公益的意义和作用不大。我们要保持平和的心态,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这样,做公益时,会更充满信心。假如因工作等原因,心情或情绪不是太好,则宜放下来,先休息,调整好自己。什么时候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再来做公益,一样很好。”
王德斌,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平常心平常事
不知是否是我的错觉,从他说话的的语气中我似乎感觉他有一些改变。3年前跟他交谈的时候,他沙哑而低沉的声音讲述着一个苦难农民的儿子对那块土地深沉的热爱。而此时,我感觉他的语言平和了许多。这3年,他参加过“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在河北顺平县的基层农村合作社做过,现在又回到了乡建中心,负责合作社的培训事宜。
他用温铁军老师的一句话来说:平常心,平常事。你想做一些公益的事情,但很多时候这不是凭一已之力,一小群人就能够完成的。譬如你想在一个村子里做成某一件事情,有很多的因素需要考虑,有许多的关系需要处理,而最终也要很多人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其中每一步都有很多的困难和阻力。但你也不能因此而就干脆不去做了,因为事物的发展都是这样的过程,通过一部分人先期的努力,慢慢会有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其中。或许我们更需要的是沉静下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做,把这些事情当做生活的一部分,当做生活的一种常态。
而且我们这些投身公益事业的人也并非和其他人有格然的区别,我们也是常人,常人所需要的稳定的生活、爱情,我们也同样需要。前几天我们给乡建中心的一些朋友举办了一场集体婚礼,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能够回归,回归到一种常人的生活。做公益并不是要只顾别人,不顾自己。毕竟这个世界是大家的,所以改变也应该依靠大家的努力。我更希望看到公益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公益有3个层次:一个通过外力的监督来完成;更好的是通过自力的督促来完成;最好的则是将其变成一种日常生活的习惯。
龙家良,青海江河源助学行动 “小打小闹”背后的公益哲学
他们曾经寻求过公司或政F的支持,但发现这条路行不通,于是便决定不再做这方面的考虑。他们也曾想过成立一个专门的实体组织来从事助学事宜,但由于政F政策制约,也放弃了这样的打算。加之义工调研以及捐助者方面的一些限制,能资助的学生数目有限,他笑言说“小打小闹”,大家本身的工作压力也大,也都有自己的家庭,如果因此而又增加过多的压力的话,那么可能更难坚持下去。
很多时候,我们总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够产生大的影响,能够获得大的“成功”。于是我们付出很多,甚至于自己正常的生活也因此而失衡。所以听到“小打小闹”这个词时,我感受到一种别样的公益情结。它所追求的并不是结果的最大化,而是一种平心静气的参与,一种力所能及的努力,去感受其中的充实,体会其中的快乐。或许这样反而更易于将公益融入平日的生活,成为一种生活的习惯。其实这也与我们内心对于“成功”的定义有关,成功并非是迎合现世的标准,而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行动与内心达成一致。做公益的人大多是出于后者,但在后者之内,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到底要做到怎样的程度才是成功呢?其实只要一个人遵循内心的想法去做就算成功了,这是一个质的衡量,而当我们过度用量化的目标来考量时,我们其实是在用一个外在的标准来衡量了,这样的“成功”只会增加人的压力。
他在自己的博客上说:“本人只想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尽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享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就公益而言,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会对这个社会,对我所生活的大家庭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行公益之事,但我同时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一方面我的能力有限,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责任也不应当都由我来承担,我同样应该享受一个人本该有的各种快乐,享受正常的生活。
从平民视角做政治敏感性公益?
对于希望推动中国民主发展进程的公益人士,有很多朋友寄希望于根本的制度性解决,我觉得当前的社会很需要这样的尝试,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忽略,或许更重要的是平民阶层的思想启蒙,也就是民意基础。一位朋友在交谈时说到:“上层里,很难再有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人,中国转型蛮难的,关键在民众。”如果说既得利益者是不会主动放弃自己手中权力的话,那么直接的诉求方式能否影响到上层呢?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样一种直接的诉求方式又能否影响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呢?虽然政治其实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但在时下的中国,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对于直接的政治活动的参与度是很低的,有教育、历史的原因,也有现世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直接的诉求方式从获得普通民众情感支持的角度来看,是存在一定困难的。如果想要启蒙尚未启蒙的人(用“尚未启蒙”或许是不对的,或许他们同样了解这些东西,只不过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是无法改变的,也就自然地去适应了),他们也是占社会绝大部分的普通人,或许需要换一种行事方式,也就是我想说的从平民视角来做公民社会这样一种带有政治敏感性的公益。
我觉得这样一种做公益的方式同样有助于在当前这种特殊环境下保障公益实施人的人身安全,虽然我的一位朋友说:“其实有时候如谭嗣同说的,总要人为变法流血。”但是,这样的做法,这样的代价,会让这样的公益难于推广。从平民视角来做带有政治敏感性的公益的核心就是:通过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以及与其息息相关的事项来促进大众群体的思想启蒙,让大家自然而然地去探讨问题的本因和解决方案,而不是直接让大家去推崇或诉求某一种政治体制,即使这样一种政治体制通过历史的检验是更为有益的。我不否认政治体制是造成现世很多状况的根本原因,但即使你想把根拔除,也要先除去表面的土壤,一层一层地往下挖,这是做事的过程,是不能跳跃的。
曾经跟朋友们讨论,中国的民主会先从哪一个单元开始:学校、公司、官场、家庭?一个朋友说是家庭。在他看来,家庭不民主,社会如何会民主?他说在婆媳关系上,很多人还拿孝顺与否说事,其实这与孝顺与否无关,而与权力斗争有关,非要争出个第一领导人来。在民主国家或在有民主氛围的家庭中,这种矛盾就很淡了。还有很多父母经常打孩子,那些孩子一边被打,一边还要被洗脑,说父母都是爱你的,打你是为你好……还有很多家庭像旧社会那样搞一言堂,父母说一不二,孩子只有顺从的份儿。在他看来,在这样的家庭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中国要走向民主社会,任重而道远。于是,国家和家庭一样,永远恶性循环。学校、公司、官场、家庭这些基础的社会细胞都是权力说了算,毫无民主可言,整个社会的大民主就更不可能实现了。
所以对于从事公民社会方面公益的朋友们,包括我自己,我觉得都应该花一些时间去思考,去调整,寻找一个更为有效、务实的实践方式。虽然最终每个人的想法还是会不一样的,但我个人并不希望太多的人把大量的精力集中于抽象的宏观的制度层面,虽然这绝对是需要的,也是有指导性的,但没有了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平民层面的启蒙,我的内心依然有一些不能填补的空虚。
在实践中学会爱自己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也在尝试着去践行我和别人交流所得到的经验,但我依然发现自己有不少时不能处理好公益活动与正常生活之间关系。或许这与自己性格有关系,还有自己对于这份公益的期望。但我想,即使将来全身心地投入这份事业,但一个组织的发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一个组织还未发展到能够容纳自己去那么做的时候,正常生活的失衡可能将自己置于更不利的境地。而且我发觉,有时坚持做好正常生活的本分,比想要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更需要一份平和、坚定的心。有的时候,正常生活的失衡或许更多是代表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某种逃避,而在还未找到一条新的出路之前的逃避,是一种消极的逃避,是逃避了此时你应该去承担的某些责任。所以,为了真正地做好公益,为了给自己热心的公益找到一条出路,自己得先过好自己的生活;否则,反而是给这份公益增加了一份担子,因为这份公益反而开始去承担你正常生活所应该承担的某些东西。
团队建设与公益组织模式规划方面的完善无疑也是有助于从根本上减轻核心成员的压力的,这也是我们以后将要讨论的主要话题。但这两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减缓在公益组织逐渐完善过程中伴随的压力,依然得靠我们自己的心态。杂志团队的段兄曾说过一句让我记忆深刻的话:“即便是在剧烈动荡而又希望渺茫的现实中,心有梦想而存慧根的人,也应该像一个怀有身孕的女子,想要保护好腹中的孩子,那他,得先保全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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