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寿，仁者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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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山：仁者寿，仁者无忧
　　叶秀山：

　　1935年7月4日生于江苏扬中，在上海长大。1956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

　　学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院哲学系主任，哲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专攻西方哲学，兼及美学与中国哲学。

　　主要译著：

　　著有《西方哲学史》（8卷11册）、《哲学导论》、《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思·史·诗》、《古中国的歌》、《中西智慧的贯通——叶秀山中国哲学文化论集》、《美的哲学》、《书法美学引论》等。部分收录于《叶秀山文集》四卷。

　　采访手记：叶秀山符合传统学人的全部特征：清癯、消瘦，做事一板一眼、说话慢条斯理，普通话不标准、外语却流利，生活简单、嗜书如命。他说到自己对不起别人，都点名，说到别人对不起他，都不道姓。……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真学人多自抑之词，所谓“愚钝”云云，而说到生计和际遇，却每多自满之言，所谓“不错”云云。这些或许都不是虚词。叶秀山倒是三停匀称，但算不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也没有厚唇肥耳、印堂发亮，面相并不特别，但他却实实在在是多福之人，70多年来，“好事都沾边，坏事都擦边”，不是因缘、不是天佑，只是他冲淡平和，“不招人恨”。

　　叶先生自幼体格不强，性亦偏柔弱，连写的字都天然近赵体。古稀之年却能动静自如、无忧无虑、安然于中，而且隐隐有精进勇猛之志。可见福寿在心，不在面。儒家说，仁者寿，仁者无忧。信矣。

　　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中国人要介绍自己是哪里人，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出生在扬中，祖籍是镇江，再往上追是安徽，当年太平天国时逃难到的江苏。我在外婆家出生，那时爸爸在上海做生意，在老家镇江待了很短的时间后就去了上海。我算哪里人？

　　我属于智力开发比较晚的，小时候就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过来的，不爱看书，记忆力也不好。不知为什么，别人提起来总好像我很爱看书，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书，可小时候并不这样，很不喜欢念书，刚来所里时好像还不是那么喜欢看书，后来怎么就喜欢了，不知道，人是怎么一点点就变了的？

　　我的小学读了两个，因为读书早，具体的情形都不记得了。据说在镇江还读过小学，只上了一天，哭着回来的，怎么都不肯读了。后来到了上海才正式读书。

　　学习成绩一直不好，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就记得跟着爸爸看戏，很喜欢，就每月交10块钱，票房学唱戏，有老师教，都是角儿，名演员。当时没戏唱，飞机轰炸，防空嘛，晚上不准点灯，用煤气灯还要罩个黑罩子，就在票房玩。

　　后来又学武术。我小时候不爱吃饭，其实我妈做菜很好，方圆多远都很有名的———我读大学后，妈妈在家寂寞，又领养了一个孩子，就是我妹妹，我妹妹做菜也是很好的———但我就是不爱吃饭，见到饭就哭，别人给我爸妈出主意，说送到精武体育馆去。和我一起去的大孩子都学洋的，单双杠、跳马、哑铃什么的，我进了“国术班”，十八般武艺很多都学过，刀、枪、匕首、对打，剑没学。当时我年纪小，他们都叫我“小弟弟”，说，“小弟弟架子不错，就是没力气。”练了一阵，身体好起来了，爸妈都高兴极了，说这下肯吃饭了，见了饭还吃得香，好好好。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霍元甲，介绍他的鹰爪拳，我说这个我学过呀，才知道我学的还是霍家正宗的功夫，很得意。我到现在那些架式还记得，但打得不连贯了。

　　中学读的是一个私立中学，正中中学，学校校长好像有点背景，解放后被抓起来了。我们的老师是很好的，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学校不是很好，我成绩也不好，不好好念书，都解放了，还念什么书啊？尤其是英语课，下午第一节，我总是困得不行，老想睡觉，根本不好好学，其实英语老师很好，后来调到哈尔滨外语学院当教授去了。

　　中学最光荣的历史是考了班上的第6名。当时我们分甲班、乙班，甲班好一些，我只能读乙班。平面几何是我学得最好的功课，还有三S几何，到了解析几何就不行了。当时教我们解析几何的老师是留德学哲学的。

　　到了高中，才好像有那么一点开窍，有点想法了。我开始看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很喜欢，想当作家。我们有的同学写了小说，还印了出来，我很眼红。那时我对所有铅印的东西都很喜欢，喜欢铅字，对连油墨的气味都有兴趣。我还到《新闻日报》社去实习，报纸以前是美国人办的，原来叫《美商新闻报》，现在并到《解放日报》了。我觉得挺美的，其实没有采访、写过稿子，就是处理读者来信，写“你的来信收到了”什么的。还到工厂看印报纸，闻油墨的气味，觉得很香。

　　其实我不愿意学哲学，想搞文艺，写作，还有美学。那时我想当记者，觉得记者是无冕之王，可以伸张正义，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后来进了北大才知道中文系还有一个编辑专业，后悔得要死，可是按规定不能转系的，而且中文系毕业都要当中学教员，我不喜欢当教员，就想当记者、作家，可中文系也不培养作家的。

　　学哲学开始是老师们有个读书班，我跟一个老师的关系不错，他让我去旁听他们的讨论和学习，读《矛盾论》《实践论》之类的，我还买了《列宁文选》，两大本这么厚的（比划一个指节的宽度），当时很得意，一个中学生看这么厚的书。

　　高考时我和一个同学一起去报考。负责报考的老师说，干嘛学哲学？哲学听起来怪怪的，神神道道、玄玄乎乎，而且学哲学的人都清高、很讨厌。不如报新闻，考新闻还有照顾的。我们当时逆反心理重，一听这么说，偏不考新闻，报了哲学。我们考取后，同学家长请我们吃饭，也说学哲学很怪。

　　为学者，必有初

　　你是不是以为能考上北大哲学系就是很厉害？根本不是的。我高考那年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扩大招生，而且第一次统一考试、统一招生。以前北大哲学系只招几个，那年二十几个，因为国家建设需要新干部，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也要普及宣传，都没人，就到处动员大家考，给了很多优惠条件，不要学费，吃饭也免费。那时高中毕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大家都不愿意考，所以是报的都取了，基本上报什么录取什么。成绩不重要，也都是见不得人的，我的一个同学，当年的外语考了3分，百分制的3分，我的外语肯定也好不了，有一道翻译题我是答出来了，为什么呢？开始也不知道啊，后来看到里面有个拼音liuhu鄄lan，刘胡兰啊，就答出来了。我中学同学，打架斗殴、横行乡里的，去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最不济的，班上成绩最一塌糊涂的一个，也去了上海俄专，倒是成绩好的去的学校没那么好，为了国家搞建设，我们班理科成绩最好的去了矿冶学院。

　　进了北大也是稀里糊涂的，北大当时力量是很强，全国就这么一个系，人都集中了，但是能开课的是少数，年轻一点的，还有没问题的，艾思奇、萧乾、张岱年开课，冯友兰、贺麟都不能开课，只作过一次讲座。

　　大学四年，我也念了书，但不知道怎么念，搞不清楚，教西哲的是个苏联专家，很没意思，课堂讨论我也不爱说话，因为普通话不行，到三四年级才好一些。我念书在大学班上不是好的，没哪个老师喜欢我，也没一门课好的。

　　作毕业论文时，我想搞美学，当时的系秘书是汪子嵩，说，美学没人指导你，而且只有一个题目“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都什么呀，我也不想做了，就糊里糊涂选了康德，郑（昕）先生指导我。郑先生不喜欢我，当时我在论文里提到，康德的先验性多少有点道理，他不同意，不过当时还好，可以提不同的意见。论文答辩的时候，郑先生批了我，任继愈也批了，但贺（麟）先生比较喜欢，说我还不错，不看讲稿能把意思讲出来，就把我要到社科院来了。

　　学不可以已

　　我也不算勤奋的人。贺麟说过我，“你家不是很有钱，但比较娇气，不刻苦。”我觉得也对。虽然没觉得小时候生活多优裕，我爸爸做生意也不是很成功，战乱不好做生意，但家里就我一个孩子，那点钱用来养一个孩子，当然就很安逸啦。

　　工作刚一年，反右开始了。我也批判过别人，大气氛中影响的，我心情不平静啊，也年轻，为了表现，为了积极呗，年轻好表现。朱光潜、周谷城，我都写大字报批过的，金岳霖看了觉得我写得还不错，是讲道理的，不是扣帽子。还有徐懋庸，我写过杂文批过他，后来我们很好。批斗文章我都是认真写的，也还是想辩论些哲学问题，但其实没有意义，而且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到文革就不一样了，自己不挨整就不错了，心情也不一样，也老了，没劲头了。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很紧张，可紧张了一两年，也就疲了，我出身不好，开始是“资本家”，到文革后期才成了“小业主”，所以派系斗争哪边都不要我，我也不积极，成了逍遥派，但也不犯忌。先是工宣队进驻，大家都集中住在学部大院，我就自己学外语，学写字，这两点毛泽东语录都说了的，可以学的。

　　后来下干校了。我们比文学所去得晚，当然去得越晚越沾光。去的是河南息县和信阳明港，整天就是劳动、开会，我们那里五一六特别多，总关在兵营里开会。

　　我在干校能看英文的《简爱》了，很好，书是偷偷带下去的，当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猫腻，偷偷带书去，晚上在被子里看，谁回城探亲也请他捎东西，捎书。李泽厚和沈有鼎有时还讨论，会争起来。

　　1972年回城后就更松了，我们在工厂劳动，汽车厂。4点半就下班，没人管了，我很高兴，回家就自学希腊文。我在东城南小街干面胡同学部宿舍住了几十年，那是一个名人荟萃的地方，藏龙卧虎的，大大的有名的罗念生主动跑来找我，说，“你学希腊文怎么不找我啊。”我给他看我用的英文教材，他说这个不行，太简单了，就给了我一本习题册，要我对照后面的答案自己做题，有问题再找他。这本练习册我现在还留着。我后来希腊文学得比拉丁文好，就是因为拉丁文没做过练习，所以学外语，做习题还是很重要的。后来我还学了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我自学的外语多了，他们管我叫“八国联军”。

　　刚到社科院的时候，曾联系了一个德国人，是北大历史系的讲师，中国通，教我们德语，后来又加强了，但现在除了还能看英德法文书外，别的都不行。现在他们想让我开希腊文的课，我说我上不了。

　　学而时习之

　　1980年，王浩联系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学习机会，有5个名额，一听说要考试，3个人放弃了。就我和涂纪亮去考了，涂纪亮的英语比中文还好，他说中文口音比我还重，别人都听不懂。负责考试的是个台湾人，拿的美国博士，在社科院工作。他拿个录音机要我们听写，考试卷子很长，也是考得一塌糊涂，考完出来，我说我当张铁生了。成绩出来还可以，50多分。我英语不好，大家都不好，矮子里拔高子呗。

　　去美国之前，我跟金岳霖告别，说起想搞古希腊哲学，金先生说，那太难太专门了，不如搞美学。

　　去了却学了后现代哲学，维特根斯坦，做数理逻辑、分析哲学，希腊文的课是早上7点，我住校外，6点就要走，我起不来，就没有学。也要交paper，要上课，但没有学位。放假时，涂纪亮去了芝加哥，我去了哈佛。

　　当时王浩也流露过我可以留下的意思，可我与那里的学界不融合，美国太功利，文科在那里进不了主流的，把你养起来，让你安心做研究？不可能的。所以从蔡元培到牟宗三他们，都更注重欧洲传统。另外，王浩的意思是我要搞后现代哲学，我也有兴趣，但当时想，大陆哲学离我们近，我做完了大陆哲学再搞分析哲学。我微积分学得还可以的。我以前的读书间里，外面一层的书都是分析哲学、数理化丛书的，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以后要做这个，可是做着做着，就回不来了。

　　我的学习基本上都是自学的，在北大没学什么，在美国的两年影响也不大。第一次出国，语言就有问题，两眼一抹黑，衣食住行、应付生活都很难，幸好那边的华人帮忙。那时去的人少，去个人大家都很新鲜，给你帮忙，现在不行了，你过去都没人理你。我没学什么，即使了解了美国的情形，但系主任跟我不错，他是犹太人。1982年下半年回国。

　　回来后有十来年的时间，那段时间最幸福了，每天早上坐24路车到北京站口下车，走到社科院，总是早上第一趟电梯上到9层，有时候也爬楼，在我的读书间看书。很规律，张汝伦说我是哲学所的康德。现在我的读书间也没了，24路公共汽车也改了，年纪也大了。

　　学者当栖心元默以宁吾真体

　　有人说我“什么好事都沾点边，什么坏事都擦点边”，我后来也总结，觉得自己运气不错，有的人在任何环境都能成功、能成才，我不是，环境好了我就成了，坏了就不成。很多事情过去了，我恰恰每次都在夹缝里留存下来了：高考赶上扩招；毕业，1956年是分配最好的一年，后来一年比一年差，我被贺先生带到社科院；反右时我没成右派；文革也没被斗；也赶上机会出国学习……

　　我们这一代是最懂得珍惜时间的。我现在很深刻地体会到，时间是别人给的。现在的年轻人觉得时间都是自己的，生命也是自己的，柏克森说，时间就是自由，我们的自由是别人给的，有很多人在帮你维护这个时间，学部60年代文革前实行过“六分之五”，一个星期一天政治学习，其他时间自己支配，当然后来实行不了。戚本禹、姚文元都曾经想解散学部，改革开放初期也有人提出解散学部，养这么一帮子人做什么？但最后也没有解散。现在所里的会，杂事琐事，尽量不找你，这些时间都为你保证了，你就要好好干。出得来出不来成果，是你自己的事。

　　现在的我一个人生活在中国，家人都在美国定居了。妻子张钊是北大西语系1958年毕业，学英文的，先在化学试剂研究所当翻译，后来教中学。两个女儿，大的北大物理系毕业，小的北京财贸学院毕业，现在大女儿和爱人在麻省，小女儿在芝加哥，她们经常回来，我也去探亲。我在干校当过炊事员，独立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上午念书、打字，下午比较乱，晚上上网，跟家人聊天什么的，所以我的电脑还可以。

　　说到成果，没有真正得意的作品，有句广告词说的挺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最新的就是最好的，正在做的就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导论》是我喜欢的，刚刚给年鉴写的一篇文章我也很喜欢。至于对自己一生的评价，还是很平稳的，我这个人也不招人恨，也没什么发愁的事。就像别人说的，我在所里没占便宜也没吃亏。我想，没吃亏就是占了便宜。

　　你写何（兆武）先生的文章，我看了一头一尾，如按何先生的计算法，四十多岁就定型，那我在45岁时学术生涯才开始，以前都在搞运动呀。1980年我去美国时就是45岁啦！或许补充何先生的：人有开化得早的，有开化得晚的，早开早谢，晚开也会晚谢；我45岁才“开化”，“谢”得也就晚一点，到现在我觉得我不承认已经“谢”了，或许甚至还没有完全“开化”呢！也没有什么“老本”可吃的，我还觉得可以有所“进步”的。

　　现在要说起来，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现在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忧的是时间不够了，还能再给你70年研究？不可能了。

三元

顶顶!!!
好长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