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人应该像玫瑰那样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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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阿拉伯世界的诗坛巨匠阿多尼斯来访北京，出席了其首部作品中译本《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首发式，并与数位中国诗人做了交流。

　　阿多尼斯于1930年生于叙利亚，迄今用阿拉伯语共写作出版了20多部诗集与论文集，在黎巴嫩与法国负有盛名。少时曾做田耕，17岁时为当时的叙利亚总统诵读过诗篇，24岁在大马士革获得哲学学位，翌年因参与一“泛叙利亚”的社团而入狱半年。出狱后，阿多尼斯移居到黎巴嫩的贝鲁特，不久与人创办了《诗歌》杂志。阿多尼斯从1960年开始踏足法国，20年后定居巴黎。从上世纪70年代起，阿多尼斯被公认为阿拉伯现代诗的先锋，他将现代派的诗歌结构与阿拉伯传统诗歌的神秘主义气质结合起来，部分诗作曾被译成英、法语。同时，阿多尼斯因对阿拉伯社会、文化与政治做出深刻批判，成为阿拉伯世界一枚受争议的符号。


谈印象 译文是藏在黑夜里的女子

　　新京报：听说你游胡同时拿小本子记了不少笔记。

　　阿多尼斯：我要先整理好，弄连贯了，在阿拉伯的报纸上发表。如果我要写中国传统文化一些不好的方面，请不要生气。假使我表达了批评，我们依然是朋友吗？当然，我要说的一些话，到时候会在诗里面体现。

　　新京报：当然是的……昨天你说，听了多位中国诗人朗诵你的作品，你对自己的诗歌又加深了了解。请问你听到了什么？

　　阿多尼斯：诗歌在被创作后，诗人在看待自己的作品时，需要有一定的距离，才看得清。昨天我就看到了自己的诗歌原来不曾含有的意思。

　　新京报：比如说？

　　阿多尼斯：也不一定是发现新的意义，但有时会产生新的角度。比如看一个女子，她在阴影下，或者全部在灯光下，或者一半在阴影下，一半在灯光下，看着都不一样。同样的，如果一个女子衣服穿戴齐全，或者只穿了稀薄的内衣，还是这个女子，但感觉就不一样；全裸了，又不一样。人还是这个人，但给你的暗示是不同的。诗歌也一样。对于诗歌的每一种解读，就相当于是对诗歌一次新的构建。

　　新京报：以前你说过，被翻译之后的诗歌，已不单是诗歌本身，“诗人已成为一个物证”。这两天在北京，你感觉自己被翻译得更透明裸露了些，还是依然衣衫齐全呢？

　　阿多尼斯：如果我懂中文的话，就能回答你这个问题了！现在对我来说，翻译成中文的我的诗歌，就像个藏在黑影里的女子。我看不见她。但是我通过正在描画这位女子的画家，能够看到女子的一部分：我就似乎看到了这个女子。而这个画家就是翻译。

　　谈西方 人是没有身份的


　　新京报：你住在巴黎。请告诉我们，被翻译成法文的你是什么样子的呢？

　　阿多尼斯：有人说，诗歌是不可译的，译者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诗歌有不同档次，这跟译者的水平相关。在法国，不同的译者译我的诗歌，有些翻得很忠实。可是，就像人照镜子，不能离得太近；我认为诗歌翻译不在于字面上百分之百忠实于原文。

　　新京报：你在西方住了很久。现在你觉得，西方对你的好奇，或者你对西方的好奇，变成什么样子了？或者已不存在好奇了？

　　阿多尼斯：这个问题其实源自于对身份的重视。假如你有三兄弟，同父同母，你会发现孩子们从相貌到秉性都完全不同。同一个家庭里都存在那么大的差异，不同民族就更不用说了。重要的不是让西方溶解于东方，或东方消融于西方之中，而是人的自我开放，应该像空气、玫瑰、天际那样开放。不能待在一个角落，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啥都不认，坐井观天。可以说，人是没有身份的，人的身份源于未来。人不能像弱不禁风的儿童，害怕外面的风浪。身份是不断被书写的，人就跟树一样，树的根在土里，但枝条长向四面八方。

　　新京报：你提到过，西方语言中词与物的关系，跟阿拉伯的很不同。

　　阿多尼斯：开放并不意味泯灭了人与人的不同。我向你开放，并不意味着我就变成了你。人总会保留着自我的特征与核心的东西，不然无法跟他人对话。真正相爱的恋人之间是最开放的，但恋人依然不是同一个人。

　　新京报：你的名字在阿拉伯世界与“叛逆”相连。这是你主动还是被动的选择？

　　阿多尼斯：叛逆，包含了我的意志的选择。诗歌本质上是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世界，变化、变革、叛逆是诗歌的根本，目的是要让世界变得更好。要让一个诗人全盘接受现实，是不可想象的，那样作出来的诗歌也没有价值。多元社会，重要的是争取对话，我批判我的阿拉伯社会，我也同样批评西方社会的弊端。

　　谈艺术 我赋予废弃物意义

　　新京报：阿拉伯学者萨义德与犹太音乐家巴伦博伊姆20年前创办了“西东合集”乐团，由阿拉伯与犹太人的孩子共同演奏……

　　阿多尼斯：他们俩都是我的朋友，我很支持他们的做法。

　　新京报：在我印象中，音乐直达人心，而诗歌是诗人私密的表达，简短的字面，往往需要庞杂、具体的文化理解做支撑。

　　阿多尼斯：跟艺术怎么接触，纯粹是个人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性和审美观。对我来说，没有一种艺术形式能替代另一种。我既喜欢美术也喜欢音乐，但我更倾向于诗歌，诗歌中蕴含着音乐，也有形象，还能看到建筑：也就是一篇诗歌的建构。因此对我来说，诗歌可能含有更大的内涵。我也听人说过，泰姬陵兼有音乐、美术、建筑、诗歌之美；也有人说过“贝多芬浓缩了世界”。幸运的是，大家都没有一致的看法。

　　新京报：我想起来，你还画画。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对你来说是平行的吗？

　　阿多尼斯：我不是画家，不用笔和墨，而是用废弃物，没有意义的废纸、木头，做“拼贴”———collage，这个词在阿拉伯文里不存在。我所做的是重新赋予它们意义。石头、羽毛、木塞子，乍看它们毫不相干，但组合方式能使这些不同的东西统一为艺术。同样的，诗歌的意象也很零碎，但诗歌的结构把不同的意象组合起来，好的诗人就有高超的组合本事。假如我仅仅作诗，动用的只有脑力，可其实手也具有巨大的能量，手是被压迫的，应该把手解放出来，把它的才能和脑子里的想像结合起来。


　　记者手记

　　让我们互相调整焦距

　　后海边，戴礼帽、披着红色长围巾的诗人，坐我身边，说了一个半小时的话。不觉天色将晚，气温下降，我们的对话仪式结束。诗人忽然扬起一只手来与我击掌，就是那种西方友人之间常见的庆祝式的“high five”。从阿拉伯来的老阿多尼斯，我们该庆祝些什么？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阿多尼斯写过。这几天，这一句频见于报端、网络。
　　孤独也值得庆祝。老阿多尼斯回答问题很仔细，末了就短促地笑，似乎啼笑皆非，又有点像被喜剧逗的。他说，哎，现在读诗的人减少了，不是诗歌的过错，是人落后了。
　　国内知道阿多尼斯的，除了专业人士，最多也就加上关注外国文学的读者，在近年诺贝尔文学奖隔岸观火的“猜想”中，无意间掠过。因为“阿多尼斯”带来的联想丰富直接，因而过目难忘。60多年前，一个叙利亚的穷学生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在投稿的纸上，随兴署下了西亚神话里掌管植物生死的神祗之名，诗歌旅程顺利展开。今天，他的诗作在我们的手里沉甸甸。东方西方，翻译了什么，翻译成了什么样，老诗人与我们都想调好焦距，每个人自有不同的瞬间。


　　阿多尼斯诗选

　　G城

　　在G城，人只有在他白日呻吟的底层，才能发现自己真正的历史。
　　在G城，人们相互厮杀，吞食，
　　在用来书写献给王座之歌的墨水瓶里，
　　他们倾倒死者的鲜血。
　　在G城，你会有数不清的钥匙，
　　但却找不到一扇门。
　　在G城，黑夜在凉棚下端坐，
　　并邀请星星和他共坐一席，
　　然后开始抨击黑暗。
　　死神之父啊，这个城市的居民需要你！
　　真的，世界似乎是一只死鸟，
　　挂在G城的脖子上。
　　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否认：
　　在G城，二十世纪之后来临的，
　　是公元十世纪。
　　这个城市的诗人说道：
　　“民族是诗篇，个人是其中的词语。”
　　我说：“那么，除了语言，什么都不复存在。”
　　在这个城市，生命不是人俯瞰万象的顶峰，
　　而是人赖以藏身的隧洞。
　　这个城市的主人相信自己是英雄。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人，学不会风的善辩，
　　因此，他绝对无法形容G城。
　　G城用死去的人们制造其现在，
　　用没有“现在”的词语制造其未来。
　　在这个城市，一个人的监狱，
　　开始于向着王座敬礼。
　　在这个城市，父亲不会被杀戮，而是被更换。
　　在这个城市，时光行进着，
　　犹如苔藓生长在一堵叫做“永恒”的墙上。
　　在这个城市，树木的梢头戴着钢盔，
　　每一颗果实里都有一颗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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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诗人果然没听过，俺很孤陋寡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