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80年代的流行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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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

“大锅饭”是对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盈利还是亏损，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经营效果脱节；二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即在企业内部，职工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影响个人的工资分配，工资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

8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体制很不完善，职工们都挤在一起，往国企这碗“高汤”里趟，政府就成了那掌勺的厨师。这种制度严重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生机盎然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为彻底根除这种弊病，中央作出了要求：“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之后，“打破大锅饭”的口号喊得轰轰烈烈，人们开始在商海中探出自己的触角，实现了曾是神话的“一夜暴富”。于是，从那时候起，整个中国的经济就在“有声有色”的改革中“活”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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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出亚洲


新时期，我国体育界提出了豪迈的战斗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亚洲运动会上，经过十五天的角逐，中国体育代表团的307名运动员在18个大项目的比赛中，共夺得61枚金牌、51枚银牌和41枚铜牌，金牌总数超过前亚运会冠军日本队，首次居于第一位。在这次亚洲规模最大的体育比赛上取得如此骄人成绩，使全国人民的体育热情空前高涨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中国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风采。


在此后的世界级大赛中，中国体育健儿屡获佳绩。特别是 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250 名运动员参加了16个项目的比赛和一项表演赛。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运动员顽强拼搏，最后我国共夺得金牌15枚，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为祖国赢得了荣誉，终于圆了中国人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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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包公司


皮包公司是指从事科技咨询的服务机构，在经商热中，也泛指一些从事商品倒买倒卖的中介机构。


80年代我国新旧体制“双轨”并存，某些政策还不完善，给一部分既无资金又无经营场地和固定职业的人员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在经商热大潮中，涌现出一批所谓的“皮包公司”。他们利用图章与合同，进行咨询和流通领域的投机活动，一时间，皮包公司臭名昭著。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从事咨询服务的皮包公司对搞活科技、经济起到了良好的催化作用。


但是，空手套白狼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专门把别人的货冒充自己的，骗一点是一点，口袋一鼓便立马走人。还有的随便拉几个人，租间店面，打着某某公司的幌子，明目张胆地坑蒙拐骗。因此，80年代中期起，国家坚决清理整顿流通领域里那些形形色色的假“皮包公司”。到1989年2月底，全国撤并公司6万多个，占公司总数的20.4％，使“皮包公司”得以还原其真正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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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饭碗


铁饭碗是对我国长期实行的统包统配、只进不出用工制度的一种形象说法。改革以前，企业长期实行以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这种用工制度的特征在于：国家是用工的主体，企业无用工自主权；劳动关系的建立不是通过法律方式，而是通过计划统配的方式；职工有充分的就业保障，企业无权辞退职工，但职工亦无流动的自主权。通常，人们把这种用工制度喻为“铁饭碗”。


可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这种制度由初始时的保障变为束缚的枷锁。企业从自身的经营管理需要出发，强烈要求改革能进不能出、用工形式单一的机制。1983年，劳动人事部颁发的文件中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在劳动计划内招收新工人时，都要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1986年，劳动制度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便是在新招工人中实行劳动合同制。后来，职工下岗成为很平常的事。于是，在中国存在几十年的“铁饭碗”最终被彻底打破，“铁饭碗” 一词也再少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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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打、《读者文摘》


自从1981年《少林寺》火爆神州，1982年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风靡之后，中国人对舞拳弄棍的兴趣与日俱增。1983年，随着由香港亚洲电视台录制、广东电视台配音的《霍元甲》在各地电视台播放，该剧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以及霍大侠的“迷踪拳”一下子红遍了大江南北，即便是偏远的内地，也能看到年轻后生嘴里哼着蹩脚的粤语，手脚比划着霍师傅的招式；与这种尚武之风相映成趣的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起步发展，西北地区一本温情脉脉的杂志《读者文摘》——现改名《读者》 ——在这一年脱颖而出，成了当时中国风靡一时的杂志。这本充满温馨隽永浪漫亲情的励志读物，无条件地征服了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的广大读者群。十多年后的今天，它已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而昔日的“读者”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狂热不免暗叫一声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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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科、美学


1981年迅速流行的迪斯科音乐节拍带给人们强烈的感官刺激。这种节奏感极强的黑人音乐在中国的年轻人当中极有市场，至少在中国的摇滚出现并被广泛接受以前，迪斯科事实上是年轻人内心压抑或郁闷情绪的间接爆发和直接释放；更有充满上进心的青年一窝蜂地开始研究美学，到处都能听到有关 “美的本质”问题的业余高论，不少从国外来中国讲学的教授很惊异地发现枯燥的美学讲座竟会有成百上千的听众。虽然人们很决就发现，美学跟他们实际上热爱的艺术不是一回事而移情别恋的时候，美学家们在这一年已经尽享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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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大


“大哥大”一词创源于南方，但很快风靡大江南北，成为一种显示身份的流行语。


新中国成立前旧上海黑社会中，一般把其头目称作“大哥”，后来“大哥”一词就泛指某一领域里的顶尖权威人物。80年代初，改革开放首先让南方人的腰包鼓了起来，似乎一夜之间遍地是大款。大家都有钱，但总要分多少，于是那些大款里的大款、富翁中的富翁就被称作“大哥大”，意即比大哥档次还要高一级。80年代中期，当代最先进的通信工具——无线手持自动电话开始进入我国市场，由于其高技术含量，只有那些商界“大哥大”级的人物才用得起，所以手持电话便物随主贵，被形象地冠以“大哥大”的美名。“大哥大”的意义相当明确：第一，机身很大；第二，因为大，所以具有醒目的炫耀效果；第三，拥有的人很少，于是持有的人很“牛”；第四，它是一面浮华的双面镜，一面照出别人的寒酸，一面显示自己的辉煌。


那时候，谁手握“大哥大”，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有些人专找人多的地方打，眉飞色舞，唾沫四溅。如今，科技进步，手机越来越小，掌可盈握，所谓的“大哥大”早已消隐了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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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户、专业户


“个体户”和“专业户”的概念，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在人们脑海里扎根的。


个体户最初出现，便为很多人所不齿。所以，他们的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做的也大多是些不成气候的小营生。那时，很多人吓唬不用功的孩子常说：“瞧你这孬劲儿，再不用功，就让你到街上练摊儿，当个体户去！”还有一句流行语，叫：“大姑娘要想体验生活练吆喝，就赶紧找个个体户嫁过去。”后来，许多小打小闹的个体户发了大财，成了款爷儿，人们的观念才转变过来，由开始的鄙夷变为满脸的羡慕。

而专亚户则是指打破了“小而全”的观念，专门从事某种行当的家庭。它可是我国农业专业商品生产的雏形，其发展为大批剩余劳动力找到了新的出路。人们的眼光开始放得更长远了，不再事事兼顾，眉毛胡子一把抓，只把精力集中在更能赚钱的活计上，并从中尝到了甜头。到80年代中期，专业户一词在社会上，已经非常流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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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精神


排球世界杯赛、世界排球锦标赛和奥运会中的排球赛是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三个大型排球比赛。从1981年至1986年，中国女子排球在世界大赛中赢得“五连冠”的殊荣，在世界排球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81年11月，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力克强敌，跃居冠军，开创了我国大球翻身的新篇章。之后的几年，队员们再接再厉，连续五年获得冠军，“女排精神”从那时开始被人们口口相传。


“女排精神”在中国80年代的体育界，曾被运动员们视为刻苦奋斗的标杆和座右铭，鼓舞着他们的士气和热情。这种精神之所以备受国人推崇，最重要的是那种足以流芳百世的不畏强敌、奋力拼搏的精神，那可远远比“五连冠”本身，更加能鼓舞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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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讲四美三热爱


1981年2月，《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号召青年们把“五讲四美”和“三热爱”结合起来，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美好。


80年代喜欢喊口号，“五讲四美三热爱”从那时起成为最数字化的经典语言。“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xx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是我们小时候所接受过的最直接、最通俗、最上口的素质教育。那时我们不仅喊了，而且虔诚地去实践了。每天比谁打死的苍蝇多，看谁衣服上染了小污垢，瞄准着某某某又骂了句脏话，赶紧报告老师去。


所以，这可是影响了一代人的口号，跟早期“世界是属干你们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等号召一样，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成为一种标榜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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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户


《半月谈》1985年第4期报道：广西梧县潘地村，四五年间冒了富，全村30户人家，除了原五保户刘大娘年收入二千元外，都是万元户，小山村被人誉为“小金库”。


万元户，既是80年代初的时髦词汇，也是指首先富裕起来的第一批人。很多乡镇、工商行业以出现了多少个万元户为光荣指标，虽然听起来有些像以前放卫星的感觉，但让更多的平民感觉到了致富所带来的空前喜悦。说到万元户，大伙眼睛都亮啦！万元户大体由率先完成了个人承包的个体养殖户、建筑包工头、个体工商户构成，他们在经济起步阶段靠的不是知识或者素质，而是胆量和勤劳。我们还可以回忆起那时邀请“万元户”们作报告的场面：他们的确没有什么文化，以前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说话难免语无伦次，甚至因为受到如此平生未遇的隆重欢迎，有些紧张和失措，但他们创业的艰辛历程无不感动每一个与会者，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而如今，时代变了，最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富。万元户，听起来就跟穷人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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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整理完了啊。碰上这位老大哥，比较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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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电影院


很多年前，中国百姓最美好的光景，是伴随着露天电影度过的——孩子们带着自家小板凳，开演前几小时就去抢地盘，有时候人太多，一部分人不得不去看银幕的反面。1990年代中期，一些大城市还有少量露天电影院。进入21世纪，人们大多选择在家里看影碟。


朝鲜和东欧电影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引进的“大片”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电影为主，以朝鲜电影的引进规模最为庞大。那时，看电影更多是工厂和学校组织的“忆苦思甜”的一个节目。当时有句顺口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小人书


小人书学名连环画。解放后，小人书的题材多半是土地改革、爱国增产、抗美援朝等。1980年代小人书进入鼎盛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少外国名著和中国名著小人书也在市场热销。1990年代，小人书渐渐在书店里消失。今天，这个集体记忆的标本已成为民间逐年升温的紧俏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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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澡堂


女作家大老黄这样描绘她对公共澡堂的感受：我极为讨厌那个地方。除了人多拥挤透不过气外，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么多的裸体女人，我感到无所适从。在公共澡堂里，我感到所有的丑恶都聚集在了一起。现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谁家浴室里没有个莲蓬头啊。


四合院/老胡同


四合院是中国历史最悠久，分布最广泛的汉族民居典型，以正房、东西厢房围绕中间庭院形成平面布局，院落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又有游廊连接彼此，具有很强的私密性。1990年代后期开始，拜经济发展之赐，北京许多年代久远的四合院夷为平地。


蜂窝煤/煤炉 有了液化气、煤气之后，这两个物件在城市中基本看不到了，不过，在北方农村，它们仍然是重要的日常用品。随着油价高企，一些城市的低保户也开始重新使用蜂窝煤。


右派帽子


1978年9月17日，党中央批转同意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至11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在全国各地全部完成。


知青


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快，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


197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知青问题的“六条”精神，随后，大量知青通过各种途径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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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宝书


被誉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曾经风靡全国、遍及世界，从1964年5月问世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文通知停止发行，15年内，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总印数已达10.55亿册。“文革”中，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不可不读。


敌台


这个名词在改革开放之前是非常吓人的。敌台就是敌人的电台,那时除了政府和党的电台外,都可以理解为敌台。虽然还有几个国际朋友,如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但个个穷得叮当响,其电台估计连自己的国家都覆盖不了,更无法将他们的革命之声传到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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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丝钉


螺丝钉精神源自雷锋日记，“我要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这个一度最光鲜的字眼，象征着无私奉献、忠贞坚守、默默无闻等最美好的品质。这样的精神曾经是整整一代人的理想。1990年代以后，雷锋的名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


“文革”色彩姓名


“卫东”、“万红”、“胜利”、“抗美”、“国庆”、“超英”，“文革”中，中国人取名字大多带有政治色彩。今天的家长，谁也不会给孩子取这样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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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牌轿车


1958年8月，中央为建国10周年庆典向一汽下达了制造国产高级轿车的任务。工人们以借来的1955型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为蓝本，手工制作了一辆高级轿车。


1959年10月1日，10辆崭新红旗轿车在首都国庆庆典上亮相，引得国外媒体争相报道。


1980年代，“红旗”因耗油量大、成本高、产量低而停产。1990年代，一汽与国外公司合作重新开发红旗系列轿车，但在外形上摆脱不掉老款奥迪的影子，技术上也都是依靠国外。


食品供应证/粮票/布票/油票


计划经济时代，物品奇缺，求大于供，只能采取凭证分配的办法。那时，中国人每家都有户口，有了户口本，才有粮食关系，有了粮食关系才发粮本，有了粮本才能买米，或者取粮票，有了粮票才能在街上买吃的——光有钱是不行的。“大跃进”时期，粮油票、布票之外，又添上了香烟票、糖票、火柴票、日用品票、副食品票、绒线票和其他一些花样百出的票证。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商品供应的充足，这些票证全都成为历史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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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爷


倒爷分两种：一种受到人民群众痛恨——在价格“双轨制”时代，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的悬殊差价牟取暴利；再有一种，只要他/她卖的是少见的物品，就被叫作“倒爷”。


1997年3月，刑法取消“投机倒把”罪。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表示，正在抓紧起草制定有关市场监督方面的行政法规，以取代备受关注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此条例适用已经20年了。


工分


工分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普遍采用。这种方法主要有底分死记、底分活评、定额记工、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等。由于操作上流于形式，致使平均主义和大锅钣普遍存在，按劳分配原则无法体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工分都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里评工记分的方法逐渐废止。

招工指标


十几二十年前，这是一个重要词汇。当时想找一份工作，不管国营还是集体，必须有招工指标。招工指标非常少，即便花钱也难以弄到。那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机制还未形成，没有“正式”工作就等于没有了饭碗。


现在，已听不到哪儿还有招工指标，倒是“炒鱿鱼”和“跳槽”成了新的口头禅。


工资区


1956年，中国实行工资制度改革，依据各地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水平、工资状况，适当照顾重点发展地区和艰苦地区，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如浙江属二类地区、安徽属三类地区、北京属六类地区、上海属八类地区、广东属十类地区、青海属十一类地区等）。这一规定沿用到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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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集体


特定时代的产物。“文革”中，上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文革”结束时，大部分知青要求回城，造成1979年、1980年左右的失业高峰。当时中央政策是谁家孩子谁抱走，你父母在哪个单位，哪个单位负责你的工作安排，国有企业的职工子女被国有企业自己包下来了，又不能马上把他变成国有企业职工，就把他们放在劳动服务公司，形成了厂办大集体。市场经济时代多被改制或破产。


大锅饭


大锅饭是指原国有企业中，各工种、单位不按市场方式经营，待遇不与利益挂钩，大家无论盈亏，统统吃国家的，好像在国家‘大锅’里吃饭一样。大锅饭是平均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是长期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效率增长的痼疾。经济体制改革以前，个人吃集体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地方吃中央的大锅饭等问题，十分严重。


农转非


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农，指农业；非，指非农业生产，确切的意思是国库粮。人事系统农转非工作是帮助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贫困边远地区、艰苦岗位工作的职工和乡镇企业中的管理人员解决户口困难，目的是支持、鼓励各类人才到艰苦岗位工作。当年，农转非“吃商品粮”，是让人羡慕的事。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某些地方，甚至有人念叨当农民的好处，愿意“非转农”。


福利分房


单位所建房屋以福利形式分配给职工居住的一种待遇。1998年，《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文件出台，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社会化的住房新体制。


毕业分配


新中国建立后，对大学生毕业分配十分重视——1951年10月1日，当时的政务院决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文革”后，百废待兴，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届大学生，个个是香饽饽，这一时期依然沿袭“文革”期间中断了的统一分配制度，个人无需为工作操心，却也没有自主权，“一个萝卜一个坑”。


1987年，首次出现大学毕业生分配后被退回的“寒潮”，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凸显。两年后，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2007年4月，随着西藏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延续了50多年的毕业分配制度，已成往事。

mhfnm

两个“大锅饭”的解释各有千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