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乌托邦？

虞婕 · 发表于 2010-6-21 10:28:49

慈善大学乌托邦

全文转载http://www.nbweekly.com/Print/Article/10519_0.shtml

一群来自海内外的理想主义者，准备在贵州的穷乡僻壤建起全国第一所非营利性的民办善慈大学。当乌托邦激情与社*会现实、国际化慈善与中国国情相碰撞之后，他们发现，“难度确实远远超出了预想。”在卢安克事件之后，带有海外背景的教育慈善行为牵动人心。
　　南都周刊记者_周鹏贵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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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华职业学院筹备组的工作人员在开国际电话会议。供图_筹备组

　　一群说普通话的外地人，有些神秘地来到贵州省腹地惠水县。他们在这里租了房，每天一早就背着包匆匆出门，直到深夜才回到住处。

　　小区里的居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些陌生的邻居们正在干一件大事——他们要在当地创建中国第一所非营利性的民办善慈大学，校址就在离县城十多公里外的一个名叫百鸟河村的偏僻山村里。

　　穿过山林通往学校的碎石路已经初具雏形。路的尽头，一片占地150亩、还有些崎岖不平的建筑工地在机器的轰鸣声中跃入眼帘。每隔一会儿，地下就会传出沉闷的声响，那是炸药震碎坚硬岩石时发出的爆破声。

　　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孙伟——一位戴着眼镜，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大声说，“这是一个‘乌托邦’，但我们正在一步步地实现它。”顿了一下之后，他补充了一句，“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确实远远超出了预想。”

　　乌托邦的建筑者

　　孙伟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的院长、美国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FIU计算机学院的终身教授。现在，他多了一个新的身份——“盛华职业学院筹备组组长”。

　　去年2月份，威盛电子（中国）有限公司的王雪红和陈文琦夫妇发起成立了一个从事慈善事业的基金会——“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担任威盛电子董事长的王雪红跟她被誉为台湾“经营之神”的父亲王永庆一样，也是大陆知名的慈善企业家。

　　孙伟多年前曾担任过王雪红和陈文琦的特别助理。工作闲暇，他们不时会找个环境优雅的地方，约上朋友一边喝茶，一边讨论如何在大陆从事教育慈善事业。

　　当注册资金达3000万元的“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被批准成立时，首个大型慈善项目——创办一所非营利民办大学的目标也已经明确。作为多年的朋友，孙伟被基金会邀请担任特别代表，负责学校筹建工作。

　　一位后来对盛华职业学院异常重要的志愿者——杨福梅不久后也成为了他们的伙伴。这位衣着优雅的女士已经年过七十，是中国红十字会光明天使基金会主席，管理着一支150名义工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她曾经先后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朗讯科技公司、富士康等跨国公司担任过多年高管职务。

　　四年前，因为身患癌症而卧床两年，一度濒临死亡的她在奇迹般康复之后，卖掉了美国的房子，带着所有家产孤身一人回到中国从事慈善事业。

　　近几年，杨福梅一直奔走在宁夏、青海、甘肃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把募捐所得的资金投入到盲人和视障人群的免费教育和培训中。这些人在她眼里属于“弱势中的弱势”，一些人的悲惨命运常常会让她流泪不已。

　　在频繁的差旅间隙，她住在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哥哥家里，每天电话此起彼伏。有时候，刚礼貌地说完“hello”，房间就被外面传来的巨大轰鸣声淹没。杨福梅只能等上十几秒钟，等噪音消失后再问对方是谁。

　　杨福梅是盛华职业学院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她的基金会不仅要在学院里设立一所专为盲人和视障人群提供免费教育培训的专业学校，她甚至还帮学院找来了一位不拿薪酬的外国志愿者担任副校长——前微软全球Web事业部总经理Nigel Burton。

　　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的Nigel Burton不久前已经刚辞掉工作。尽管还不会说中文，但几个月后，他将带着太太Anne Burton和两位十几岁的女儿，前往盛华职业学院开始新的生活。他希望自己能开始“另一段不一样的人生”。他的两位满头金发的女儿，将通过父母、学院的老师和网络远程教育系统进行学习。

　　在盛华职业学院的志愿者名单上，是一长串的政F@府官员、大校教授、企业高管，甚至还有律师、歌唱家。国内知名教育专家刘甫迎也已允诺以志愿者身份出任学院院长一职，长期在学院里办公。在此之前，还没有哪所民办院校吸引来了数量如此之多而又身份迥异的海内外志愿者。

　　不少志愿者已经在为盛华职业学院服务了。曾经担任过贵阳市商务局局长的陈懋南为筹备组提供了大量政F@府公关服务；北京清尚环艺设计院的常务副院长王中国义务为学院提供了校园规划和施工设计方案。

　　除了资金，这所学院甚至已经募集到了世界一流的攀岩设备、达到奥运会比赛标准的体操蹦床、五架钢琴，以及价值近三百万元的IT设备。这些设备现在正静静地摆放在学院的临时仓库里。

　　“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慈善事业已经具备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只要有好的项目，人们乐于参与其间。”孙伟说。

　　异乡的信任危机

　　盛华职业学院的筹备团队将创办学校的目光投向了贵州。孙伟说，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他们曾经看过一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报告显示贵州省人均GDP、农民人均年收入、大学入学率等多项指标在国内均排在末尾，“这样的地方最需要帮助。”

　　在贵州友人的协助下，孙伟带着筹备组几名伙伴在去年7月赶到惠水县。这座县城距离省会贵阳市大约有50公里，去年全县财政收入只有两亿多元，属于典型的贫困地区。

　　离开北京前，所有朋友都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激励孙伟，说创办公益学院这样的项目“无论到哪里都会受到欢迎，肯定会很快办起来。”

　　但迎接他们的是一场“信任危机”——当听到有人要在当地投资数千万元，创办一所不赚钱的大学时，惠水县政F@府在吃惊之余，也流露出怀疑眼光。惠水县副县长杨凤玲回忆说，“说实话，我们一开始并不太信任他们。”

　　一位熟悉惠水县情况的人说，像内地所有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一样，惠水县政F@府一直将招商引资视为政F@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热情接待过那些包里带着各种项目资料的外地人。“但早些年有不少人打着投资的幌子在这里招摇撞骗，让地方蒙受了损失，这让当地现在对投资人比较谨慎。”

　　在气氛微妙、考验双方耐心的会议室里，筹备组成员按捺着焦急的情绪，不厌其烦地向当地政F@府官员解释基金会背景、办学动机、运作方式、资金情况，甚至描绘学院将给当地带来的种种好处。但面带微笑的对方心里最关心的是：如果这帮家伙是骗子怎么办？

　　此时孙伟频繁地往返于惠水、贵阳和北京之间，他在寻找更多支持。

　　在距离2010年元旦只有三天的时候，他得到了最好的新年礼物——贵州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同意筹建贵州盛华职业学院的批复》，正式同意基金会筹建盛华职业学院。这份文件解决了长期困扰着筹备组“师出无名”的难题。

　　在基金会向贵州省有关部门申请办学的过程中，孙伟曾遇到“完全没有想象到的巨大挑战”。但他不愿介绍其间的艰难，只是说筹备组“得到了上级领导们的理解和支持”。

　　看到这一纸批复后，惠水县政F@府开始用全新的目光看待身边这群外地人。他们成立一个专项工作组来配合对方开展工作，短时间内便在群山环绕的百鸟河村完成了土地划拨工作。杨凤玲说，当地以最优惠的价格提供了150亩土地给基金会，“县政F@府一分钱都没有挣。”专项工作组还帮助学院筹备组完成了24户农户的搬迁工作。除了一笔补偿费外，基金会将在学校附近为这些农户建起上下两层的新居。

　　基金会跟惠水县政F@府终于成为合作伙伴。只是双方的合作出发点并不尽一致：孙伟希望能办起一所像“北欧小镇”一样优雅舒适的大学，而务实的政F@府则希望这所学校能对当地起到宣传推广作用，拉动招商引资，解决更多就业问题。

　　但寻常市民的疑虑还没有消失。惠水县城里一位年轻的出租车司机带着明显怀疑的表情说，他不相信事情会这样简单。“你觉得可能吗？我觉得简直是在哄鬼，”他觉得这些外地人真要做慈善的话，还不如直接把钱捐给个人，“让别人自己决定怎么花。”

　　超常的速度

　　现在，常驻惠水县的筹备组副组长盛华（他的名字跟盛华职业学院是一个巧合）和伙伴们每天像发疯一样地忙碌着。

　　盛华正在为没有足够多的工作人员而焦虑。这位30岁、有着博士学历的年轻人打算尽快招聘一位有文字功底的工作人员——撰写各种材料让他在办公桌前耗费了太多时间。在惠水县里，盛华几乎招不到符合条件的人。人才资源的匮乏现在已经让这个十多人的筹建团队有了巨大的工作压力。他们常常要忙到深夜十一二点才能结束手头杂乱的工作，但一场可能会持续数小时的会议还在等着他们。

　　作为妥协，盛华打算让一位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先来试试。这意味着他最近得花不少时间去培养新人了。

　　在盛华办公室的中央靠前的地方，摆着劳华铿的办公桌，一排辞典般厚的文件夹摆满了靠墙的长桌，一个插满了烟头的烟灰缸特别显眼。这位负责工程协调和后勤保障的中年人现在每天要抽掉三包贵州出产的“黄果树”牌香烟，只要一会儿不抽支烟，“整个人就想睡觉。”他15岁的女儿远在广州，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有时候会在电话里形容长期不回家的爸爸“虐待儿童”。

　　另一位负责基建规划的筹备组成员罗天宇，几乎很少走进这间办公室。他早已搬到了百鸟河村的施工现场，正每天盯着一家国内大型建筑企业施工队去实现近乎残酷的工程进度。不久后贵州将进入雨季，这会影响到施工，罗天宇要让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利用起来。

　　一位轮休的工人坐在工地附件的泥土坡上休息，他说他们“到时候会让别人大吃一惊的”。

　　如果一切顺利，在秋天的时候，百鸟河村那片群山环绕、寂静多年的山林中将耸立起一片极具现代建筑风格的建筑群，并迎来它的第一届学生。

　　不久前，杨凤玲还认为筹备组提出的工程进度不切实际，“有一阵他们总在不停催我们，提出一些远远超过了政F@府正常办事节奏的时间要求。”这一度让杨凤玲哭笑不得。但她现在已经对这帮“知识分子”模样的外地人有了新看法。她说，如果能克服雨季对工程的影响问题，筹备组的工程计划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但孙伟并不是很有信心。他们原先只知道自己做事能有多快，却没想过外界能否保持同样的速度。

　　贵州省教育厅一位负责人说，为了保证办学质量，该厅在下发的《批复》中明确规定学院的筹建期为2009年12月29日至2012年12月28日。在电话一端，她用平静又不容商量的口气说，“筹建期内，学院不得招生办学。”

　　但三年的等待时间是基金会办学无法承受的成本。现在，筹备组把希望寄托在当地能打破常规，给学院提供一条“绿色通道”上。

　　按计划，筹备组六月份就将开始招生工作，这一工作至今尚未启动。

　　卢安克事件的阴影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处山谷里，有一所名叫深泉学院的微型私立大学。这所两年制学院一共只有26名学生，学生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均由学校提供。

　　那些成绩优异的高中毕业生被该校录取后，将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校园中度过两年时光。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学生们每周要为学校提供至少20小时的劳动时间，包括在学校的农场里挤奶，种草，在食堂里做饭。而且，学校的所有日常管理事务都由学生们自己操办，包括课程设置、聘请或辞退教授、录取新生等。

　　这个外人眼中的“乌托邦”是美国最吸引人的学院之一。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会转到美国一流的大学继续深造，他们中的大部分会获得硕士甚至博士学位。

　　盛华职业学院也在进行类似的尝试。它承诺将成为非营利学校；为不少于三分之二的学生提供全额或半额学费及生活费，盲人和视障学生全免学费和住宿费；要求学生每周必须参加一天的体力劳动，包括种植蔬菜、饲养家禽、清洁卫生、校园设备维护；强调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等。

　　但那些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新颖理念正面临现实的磨合。“我听说过卢安克的事情。”孙伟说，然后沉默了一阵。卢安克是名德国小伙子，在中国偏僻山村里义务支教十年，5月20日，卢安克突然关闭了自己的博客。上面只留了一则声明：

　　“我不是本国人，还是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情，使得本国人有些难受。为了不伤害你们的自尊感，我是不应该管留守儿童的事情。但如果我放弃，我的学生又很难过。这种矛盾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不让外面的人知道，就没有人因为我的行为而难受。社*会对我的关注也已经超出了我的承担能力，我承担不了社*会反应所带来的后果、责任和压力，也就不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事情。因为这些，也因为媒体给我带来的压力，我只好把我的博客关闭起来。请你们理解我这个完全自愿的决定。”

　　卢安克的异常举动引发了一些猜想，坊间传言当地政F@府以不具备正式志愿者身份和教师资格为由，向他施加了一定程度的压制。

　　按规划，盛华学院三分之一以上的教职员工将从海内外院校和合作企业中招募，由这些不领取一分钱的志愿者在协议时间内担当专业课程教师和工作人员。他们要获得教师资格是个问题，即将担任副校长并任电脑和英语科教师的Nigel Burton，想取得中国教师资格的难度也不小。还有一个问题是，孙伟还不清楚怎样给远道而来的外国志愿者们办理“医疗保险”，他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孙伟说，他们会非常小心，“但最终如何获得一个良好的结局，还需要大家的智慧。”

　　他最信任的伙伴之一，杨福梅现在“正在学习怎样跟中国的有钱人打交道”。杨福梅说自己的募款团队曾经数次联系万科集团，希望能与王石面谈一下，但每次都只见到这家公司的秘书。

　　今年年底，杨福梅将自费到美国募款。这又是件充满挑战的事情：她管理的基金挂靠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不具备独立的法人地位。这会涉及到复杂的募款宣传、国际转账，以及如何与捐款人进行法律对接等问题。“我无法向外国捐助者提供可获得减税的有效凭证。”这一点让杨福梅很过意不去。

　　“在中国，做教育慈善是一件多么任重道远的事情啊。”在飞机的轰鸣声远去后，这位老太太用低沉而充满感情的口吻感叹道。

这篇报道，令我关注的是来自不同群体的观点。

1.志愿者：
在穷乡僻壤建造一所非营利的民办大学。
希望能办起一所像“北欧小镇”一样优雅舒适的大学　

2.地方政F@府：
招商引资，解决更多的就业问题。

3.民众：“你觉得可能吗？我觉得简直是在哄鬼，”
这些外地人真要做慈善的话，还不如直接把钱捐给个人，“让别人自己决定怎么花。”

到底是谁又能成全谁的乌托邦？